當今社會公義運動的現代根基

Gary Gilley

有一些來自二十世紀的神學家，他們構建了一個平台，讓當今社會公義/福音運動的思想得以興起。我們只會檢驗其中四位。我們將依次從最令人不安的那位開始。

古鐵雷斯（解放神學）

解放神學是基於拉丁美洲社會背景的一種神學理論。它拋棄資本主義，拒絕聖經的可靠性，並且在詮釋聖經時，使用一種神國的釋經學作為它的主導思想。解放神學致力於拯救文化或改變社會，而不是拯救靈魂。目標是地上的烏托邦，通常透過革命和暴力來實現。解放神學家認為，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有一個共同目標——神的國（儘管聖經和馬克思主義對神國的定義大相逕庭）——這就是為什麼許多人恰當地把解放神學視為一種馬克思主義形式的基督教。 Emilio Nunez C. 在他的著作《解放神學》（Liberation Theology）中提出的論點是，解放神學是一種新的神學理論。它的出發點和詮釋學規範不是神已寫下的啟示，而是拉丁美洲的社會背景和革命的實踐：即致力於在社會主義體系內創建「新人」和「新社會」，以此作為神國的顯現。公認的解放神學之父是古斯塔沃·古鐵雷斯（Gustavo Gutierrez），他於1971年出版了這本創新的著作《解放神學》（A Theology of Liberation）（1988年修訂）。古鐵雷斯的一些關鍵思想是：

· 解放神學不是呼籲社會和經濟發展，而是呼籲革命，一場可能包含暴力的永久文化革命。

· 排斥資本主義和提倡社會主義。必須從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中解放出來，並推翻財產私有制。

· 擴展得救的含義。它包括從社會壓迫中、從個人奴役中、和從罪惡中得到解放。得救不僅僅是罪得赦免和與神和好；它也是今生的改變和滿足，以及社會的釋放。「教會有兩個使命：傳福音和啟發世俗的領域」。「從某種意義上說，參與解放的過程已經是一項拯救的工作。」這是一個新社會的建造。

· 解放神學雖然並沒有完全接受馬克思主義，但卻融合馬克思主義的許多哲學思想，特別是無階級社會和對財產私有制的譴責。

· 它利用一種神國的釋經學。就是說，教會的使命是發展神的國，方法是使世界變得更美好——一個由人而不是由神所建造的烏托邦——並消除貧困。據說，隨著人類邁向這些成就，主將得以再來。

· 理解貧困的含義是解放神學的核心。它可以指屬靈上的貧窮（一件好事）或物質上的貧窮，後者被視為罪和邪惡，在神的旨意之外。

從古鐵雷斯的著作中，我們獲得有關21世紀福音派的一些線索，特別是那個包含了救贖靈魂和拯救社會這兩方面的福音信息，以及神國的釋經學。將現今社會公義運動追溯到解放神學，阿爾·莫勒（Albert Mohler）可以得出結論：這場運動的本質主要是馬克思主義。

賽德（解放神學和福音主義之間的橋樑）

長期以來，賽德 （Ronald J. Sider）一直是解放神學和福音主義之間的橋樑。儘管他不贊成解放神學的陰暗面，例如血腥的革命和推翻政府，但他接受了該運動的社會主義特徵，並試圖將其納入西方的福音派教會。他的著作《饑饉時代的富裕基督徒》於1988年出版，並於2015年進行了修訂，已售出50萬本，廣泛地影響了很多人。 賽德解決世界貧困的方法是遵循社會主義的論點，豁免債務和重新分配財富。更重要的是，賽德認為傳福音和提供物質上的救濟同等重要，並且他相信基督徒應該「奉獻大約同等的金錢於福音事工和社會公義活動上」 （將兩者結合起來的整體計劃是最理想的）。賽德在1980年代所提倡的觀念現在經已變得普遍，也就是說，許多人認為福音具有同等重要的屬靈和社會層面。

約翰·斯托得（洛桑運動）

1974年，葛培理和約翰·斯托得（John Stott）成立洛桑運動（Lausanne Movement），以解決世界福音宣教的問題。第一屆世界福音宣教大會在瑞士洛桑舉行，1989年在馬尼拉舉行了第二次聚會，2010年在開普敦舉行了第三次聚會。洛桑的異象宣言是：「整個教會將整個福音帶給整個世界。」儘管這使人眼前一亮，但幾乎每個字都充滿潛在的危險。鑑於所有大會都高度重視普世合一，可見「整個教會」包括基督教世界裡面差不多所有的分支和傳統，包括羅馬天主教和東正教以及主流宗派。 「整個福音」將由「整個世界」的意思來定義。根據洛桑網站的說法，整個世界將透過整個教會的途徑「得到聖靈所賦予的能力，去減輕因經濟不公、疾病、環境和貧困所帶來的世界苦難」。由此可見「整個福音」不單只是指耶穌基督透過祂的寶血所提供的好消息，即罪人能與神和好的方法，而且它還處理現今我們世界上的社會不公。隨著洛桑明確地將社會行動（作為教會信息和教會使命的一部分）與福音宣講相結合，它的影響力導致了福音信息和教會使命的修改。今天幾乎沒有人質疑這個主意。

卡爾·亨利（新福音主義）

隨著新福音主義在1940年代和50年代形成，有許多重要人物引領著新福音派的論點，例如葛培理，約翰·斯托特和哈羅德·奧肯加（Harold Ockenga）。但是該運動最傑出和最受尊敬的神學家是卡爾·亨利（Carl Henry）。亨利寫了許多優秀的書籍和文章，並熱烈地捍衛了聖經的權威。另一方面，他的小書《現代基要主義不安的良心》在社會公義辯論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在卡爾·亨利的領導下，福音派人士「堅持教會的使命不僅是傳福音，而且還包括救贖社會秩序。」亨利哀嘆：基要派人士完全脫離了社會/政治領域而專注於傳福音，或者更普遍的是，他們不認為教會應涉及試圖改革世界的活動，而僅認為教會「應同情有需要的人，並鼓勵每個信徒參與社區關懷和改革。」 然而，後者對於亨利來說還遠遠不夠。從正面的角度來看，亨利從不主張教會專注於社會改革而不宣講救贖的福音。他甚至寫道，這樣做只不過是「一個泡沫和膚淺的對策」。但是，他期望福音派教會在社會復興方面擔任領導的工作，並在糾正社會弊端方面持續發言。到1947年該書出版時，西方社會已經摒棄了聖經思想，但這似乎阻止不了亨利。他認為，有組織地宣講救贖的福音並伴隨著社會計劃將改變社會。顯然，當福音派人士用了70年的努力去實施亨利的主意之後，文化狀況並沒有因福音派的努力而得到絲毫改善。亨利跌倒的地方是他對聖經的誤解；在聖經中，耶穌和使徒向個人宣講救贖的福音，他們沒有在他們的信息中加入一個社會計劃。從歷史上看，當一個社區有足夠多的人被福音的大能和聖靈重生和改變時，這個社區的文化也得到改善。對付社會罪惡的是福音的大能，而不是福音加上有組織的努力去實現社會公義。

節譯自“Social justice: modern roots and promoters”

https://tottministries.org/social-justice-modern-roots-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