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社會運動的提倡者

Gary Gilley

今天那些支持和散播社會公義議程的人，不單人數眾多，而且程度上各有不同。 在大部分的大型基督教集會中，不難找到一些無法區分聖經的福音和社會改革/公義福音的人。 儘管大多數人不希望將他們的觀點追溯到上面所概述的某些根基層面（參閱 https://seventhousandmen.blogspot.com/2020/06/blog-post_28.html ），尤其是解放神學，但其中許多觀點與它們存在不可否認的相似性。 當然，在提倡社會公義及一切相關之事的人當中，有些比較極端，有些比較溫和。 我們將從一般被歸類為福音派人士當中較極端的開始，然後看較溫和的。

肖恩·克萊本（Shane Claiborne）和他的簡單之道

可以肯定，克萊本不是一個典型的福音派人士，但卻得到一些人的關注及跟隨。他是一位傑出的演講家、行動主義者、和暢銷書作家。克萊本與加爾各答的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合作，並在費城創立了「簡單之道」 （The Simple Way）。他領導著「紅字基督徒」（Red Letter Christians）運動；這群人致力於活出一個「彷彿耶穌所說的是真的」的生活。從他參與紅字基督徒運動可以推斷出，除了耶穌的說話外（註：在某些聖經版本，耶穌的說話以紅字印刷），克萊本不太尊重聖經。

正如他在《不可抗拒的革命》（The Irresistible Revolution）這本暢銷書中所指出的那樣，他認為只要我們集中於耶穌的言行，我們就可以改革世界。克萊本認為，基督徒可以改變社會/經濟世界，並通過社會公義活動帶來神的國，從而實際上「創造出另一個世界」 。事實上，他寫道：「耶穌所說的神的國正在世界上最出乎意料的地方興起……有偉大夢想的小人物正在重新構想世界。」在此過程中，財富將被重新分配，貧困將會結束，世界和平將得以實現。克萊本將真正悔改的基督徒描述為那些「擁有以再生能源為燃料的家—— 洗衣機用固定自行車驅動，水廁用髒水沖洗。」克萊本在書中用了所有篇幅來推動社會行動，臨近結尾時他探討福音的問題：「那樣更重要：愛神或愛我們的鄰舍、餵飽肚子或拯救靈魂？兩者同樣重要。不可能把兩者分開⋯⋯整全的福音是關於愛神和愛人。」

克萊本和他所謂的「簡單之道」展示，當有人扭曲聖經中基督的教導並任意發揮時會發生什麼事情。 當然，他強調愛人並沒有錯。他的錯誤在於，他將社會福音和救贖的福音視為同等重要，並且他認為，藉著愛人，我們將迎來神的國。他想要通過人的努力來完成只有基督在祂再來時才能和將會完成的事情。

賴特（N.T. Wright）和他的好消息

儘管賴特是英國聖公會的主教，並且是「保羅新觀」的主要擁護者（「保羅新觀」損害了保羅的教導及福音），他被許多人視為一位福音派神學家。在他的《簡單的好消息》（Simply Good News）這本書中，他闡明他對聖經的福音和社會福音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的理解。

首先，賴特反復並正確地指出，福音並不是一個好建議而是一個好消息；它的信息是關於一件改變了一切的事件。但是賴特對這一事件的理解（它正確地包括了十字架和復活）與許多人的不同。他同意這個信息是真實的：即耶穌為我們的罪而死，並承擔了我們的刑罰，以致我們可以得救，進入天堂；但他認為這是一個歪曲了的信息，西方教會誤解了原來的信息。為何如此？首先，讓人們上天堂並使他們脫離地獄從來都不是神的計劃。神的計劃是關於祂的國度，天堂來到地上。福音是神改善大地，以致「世界會被醫治、改變、拯救、和更新」。而「阻礙神國的是黑暗勢力，邪惡力量本身。在十字架上，這力量已被擊敗。」賴特聲稱，基督的國度因此而得以在地上重新建立，而我們現在的任務是幫助將神的國達到它的終極榮耀。福音基本上是神的國。

他說：「好消息是，永生神確實在通過耶穌所完成的工作將祂的國度建立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並且祂在邀請各種類的人不僅分享這個國度的益處，而且一同參與工作，使它達至終極的完滿。」

他再次說：「是時候神成為君王—— 在這裡和現在」，並且，是時候我們「成為改變了的人，一起去改變世界。」

《盼望所帶來的驚喜》（Surprised by Hope）這本書也許最完全地表達了賴特的思想，他在書中繼續同一個主題，聲稱基督徒現在為解決社會和生態問題所付出的努力將延續到新的世界。賴特並沒有否認神的工作，雖然如此，他把與神一起推展神國的基督徒視為改變世界的代理人。信徒要成為神拯救世界的管家，完成在新世界中將會兌現的某種事情。具體來說，這項神國的工作是什麼樣的？基本上，就是與神一起為社會公義而努力。這包括減免貧窮國家的債務，賴特視此為我們時代最緊迫的問題。緊隨其後的是生態的責任。其次是復興審美意識和創造力。

賴特並沒有排除傳福音，但他把與神和好的聖經福音視為「片面」甚至「誤導的」。賴特的福音有兩面。第一面是屬靈的，所關心的是與主和好，這是通過信心加上洗禮來實現的。第二面是社會救贖。他視救贖為解放世界，將它從一切奴役中解放出來。他幾乎完全根據羅馬書8:18-25和啟示錄21-22來支持這觀點。把這兩面結合在一起就成為「教會的全面使命」或「整全的福音」。賴特從蘇聯共產主義和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瓦解，看到基督徒已在實行福音第二面工作的證據；他並不理會基督徒在這兩事件當中的角色充其量都是次要的，而且它們崩潰的結果有很深的缺陷。

他似乎從未花足夠的時間去看清楚，在新約聖經中基督所給予教會的使命是什麼。在聖經中，那裡可以找到賴特所強調的，即教會要對抗社會不公、減輕國家債務、解決生態問題、以及發展藝術？作為這個世界的公民，我們應該關心許多這些事情。但是，作為基督徒，我們的使命明顯不同。正如大使命（馬太福音28:19-20）所概述的，我們的使命是使萬民作基督的門徒，並訓練他們為榮耀神而活。在聖經中找不到賴特的兩面福音。

提摩太·凱勒（Timothy Keller）

凱勒是一位著名的牧師（最近退休了）、神學家和護教家。凱勒與卡森（D. A. Carson）共同創立了福音聯盟；他出版了幾本書，大多數都具有價值和實質。他的教義立場比上述任何人都較符合聖經，但是在保守的福音派圈子裡，他是社會公義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他在紐約創辦了救贖者長老教會，這間教會的異象聲明提供一個融合了屬靈的福音和社會福音的清晰宣言：

「救贖者教會和事工的成立是要通過福音運動來幫助所有人建立一座偉大的城市，該運動會為紐約市帶來個人的歸信、社區的形成、社會公義、和文化復興，並且會通過紐約市把這些東西帶到全世界。」

在《慷慨的公義：神的恩典如何使我們變得公義》（Generous Justice, How God’s Grace Makes Us Just，校園書房譯作《慷慨的正義：如何靠恩典行出上帝的公義》）這本書中，凱勒闡明社會公義與整體教會和個別基督徒的關係。凱勒宣稱他為四類人寫這本書：那些歡喜快樂地回應「要關顧貧困者」這一呼召的年輕信徒，那些以懷疑的態度看待「要實行公義」這一主題的人，那些「擴大了他們的使命」將社會公義與傳福音包括在內的年輕福音派人士，以及那些認為「聖經專注於公義」這一觀念是荒謬的人士。凱勒認為，這四類讀者「在某種程度上未能看到耶穌的聖經福音必定強而有力地引起對世界公義的熱情」。《慷慨的公義》這本書是要糾正這四類人的觀點，並陳述作者對該主題的理解。凱勒的論點平衡並且措辭文雅，這無疑使許多讀者相信，優先關注公義、窮人、以及有需要者是神的理念，因此也應該是祂兒女的理念。

評價

但是，問題遠比以上所說的複雜。凱勒的論點較本文之前所提到的那些平衡，研究他的論點將有助於我們察驗社會公義在教會和個別基督徒生活中的地位。首先，與個別基督徒相比，地方教會在社會事務上的參與程度為何？凱勒似乎對此舉棋不定。有時他明確表示，教會應該專注於它被呼召去做並只有它才能做的事——傳福音和門徒訓練。教會本身不應直接涉及公義議題。最好成立福音機構來處理此類事務。但是在其他時候，他推動教會參與社會議程，救世者教會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這使讀者感到困惑。

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如果我們聽從聖經的吩咐（我們應該這樣），那麽聖經中所強調的社會公義是遍及全世界的，在所有人當中的，還是僅是在信徒當中的？凱勒承認，鑑於以色列人是神所呼召的民族，舊約中關於社會公義的律法（作者在整本書中主要用舊約去支持他的論點）聚焦於以色列社區當中的公義和關懷，而不是全世界的；然而，這本書的大部分內容都涉及整個世界上所發生的不公義事情，以及教會和基督徒應如何積極參與糾正這些問題。這和舊約嚴重脫節。如果舊約主要關心以色列人的福利，那麼新約教會和/或個別信徒有何聖經基礎可以將促進全世界的社會公義成為一個使命，與傳福音和門徒訓練同等重要？凱勒提供至少三個基礎：

•所有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神是一切的擁有者，我們的資源不屬於我們，而是屬於神和社區的。

•與窮人分享是我們理解神恩典的證明。

儘管這些動機似乎很牢固，但聖經哪處地方教導信徒們要把主要時間、資源、和努力用於世界上的窮人和邊緣化群體？雖然新舊兩約的信徒都要向所有人行善，但這些努力一貫都是針對信徒社區的。凱勒承認，聖經中很少有證據表明信徒必須試圖改變社會、解決社會弊端、或組織政治運動。畢竟，通常被人引用來支持社會公義運動的標準舊約經文是針對以色列而不是世界的。而且，通常被人引用的新約經文，例如馬太福音25:31-46，即使像凱勒那樣將它從上下文中分割出來，也都是指幫助弟兄姊妹，而不是非信徒的。由於這些原因，凱勒將「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作為教導我們社會責任的最重要經文。應該提到的是，把論點建基於敘述性的故事上，而不是從直接的聖經命令和指示中汲取依據，是一種極普遍的釋經錯誤，是對聖經教導的誤解。最終，凱勒向喬納森·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尋求支持。愛德華茲聲稱，根據這個故事，我們應該「走出去，尋找任何有需要幫助的人。」但是，與愛德華茲相反，撒瑪利亞人沒有做這件事。他不是在尋找一些需要幫助的人，而是剛好遇見一個受傷的人，出於同情心幫助了他。聖經並沒有指示我們到處尋找在身體和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並以此為使命。聖經確實告訴我們要往世界各地使萬民作基督的門徒（太28:19），它確實教導我們當遇到有需要的人時要幫助他們（例如好撒瑪利亞人）。 新約的教導是，教會應非常專注於主所賦予我們的使命—— 使萬民作基督的門徒。當然，當主將有需要的非信徒帶入我們生活中時，我們要關懷他們，但你很難在聖經中找到任何經文去支持社會公義是教會的使命。

凱勒在某些時候承認這一切，但他不能抗拒這個想法：教會和神的子民有責任去解決全世界的社會問題。當凱勒從哲學家和社會學家那兒汲取靈感時，他最多也只是處於不穩的境地。但當他毫無保留地引述解放神學之父古斯塔沃·古鐵雷斯時，他出賣了自己缺乏分辨力這個事實。

當凱勒（與卡森）確認我們不能贖回文化但可以改善文化時，他算是有較好的基礎。他教導我們怎樣做到這一點，方法是通過重新安置（移居到處境不利的社區）、重新分配（培訓地方領導）、以及種族和解（多民族和異族領導）來幫助一個鄰居實現自給自足。但埋藏在註腳中的是，凱勒承認其中一些步驟是非常複雜甚至具有破壞性。

當凱勒轉向聖經時，他的立論並沒有轉好。他認為，教會必須堅持傳福音和建立門徒而忽略社會公義這個想法是天真和錯誤的。他試圖用使徒行傳6、哥林多後書8:13-14、加拉太書2:10、提摩太前書5:1-10、以及使徒行傳4:34去提出一個合乎聖經的論點。然而，他忽視以下事實：所有這些經文都直接涉及教會應如何在教會內而不是在社會內服事；他在整本書（例如第145頁）中和許多註腳中都多次承認這一點。他的失誤在於他認為福音是兩面的。也就是說，按照凱勒的思想（他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彼得·魏格納（Peter Wagner，靈恩派神學家）的「整全福音」概念），福音不僅關乎與神和解，而且還關乎解決社會問題。他並不認為聖經的福音等同社會公義，但他認為它們兩者之間存著不對稱和不可分割的關係。凱勒認為它們以兩種方式聯繫在一起。首先，福音產生對窮人的關注，其次，公義行動為福音的傳講贏得信任。他寫道：「有人必須抵抗並改變法律制度、政治制度、以及社會制度」，而這人必定是教會：「你或你的教會應該開始發掘所在地區的需求。是否有弱勢兒童（受虐待和被忽視、身體或精神殘疾、輟學）需要幫助？」 我認為，這是「使命偏離」的一個很好的定義：教會把直接解決我們文化中的社會問題加入它的神聖使命（使萬民成為基督的門徒）裡。

毫無疑問：神的子民應該關注那些困擾著我們整個世界的不公義和社會問題，並且他們應該成為模範公民，幫助那些有需要的鄰舍；這不是問題所在，也不是問題。要討論的是，究竟神的計劃是否要祂的子民積極地把他們的注意力、精力、和資源，集中在世俗文化中不斷改變的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那些相信這一點的人，包括本文中提到的所有那些人，都將文化使命（創世記1:26-28）添加到大使命裡，作為教會的目的。這是凱勒的論點，但他沒有按聖經論證。他隨機地剪貼聖經經文（大多不按上文下理），這可能使他看起來已證明了他的論點，但是大量的聖經教導與他的觀點背道而馳。當凱勒確認在福音機構或甚至是世俗機構中工作的個別基督徒可以花時間在社會問題上，而讓教會去做只有教會才能做的事情時，我同意凱勒這一點。然而，凱勒在整本書中的言論並不一致，並且危險地混淆了教會的信息和使命。

凱勒的言論正好代表已滲透了21世紀教會的困惑。那些支持將社會公義加入教會使命裡的論點聽起來不錯，並與文化產生共鳴，尤其是對年輕人而言，但它們與聖經的教導不符；按照聖經的教導，教會的使命較狹窄，只是宣講救贖的福音和使萬民作基督的門徒。信徒要成為世上的鹽和光，從而影響社會。而社會公義運動雖是出於善意，卻使教會在它的使命上分心。

節譯自“Social justice: modern roots and promoters”

https://tottministries.org/social-justice-modern-roots-and-promo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