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rry DeBruyn
英國浸信會牧師安德魯·富勒（Andrew Fuller 1754-1815）被司布真譽為十八世紀最偉大的神學家。在富勒所著的《倒退者》（The Backslider）一書中，其中一章的標題是「關於倒退者的普遍特質和不同形式的倒退」；富勒在這章中寫道：「所有背離神的倒退者都是源於他們的心與神背道而馳。」三個普遍特徵顯示一個基督徒的心背離神；第一個是「放棄福音派教義」，而第二個是「陷入一些嚴重的不道德行為中」（正如當羅得所作出的自私決定是基於對世界的熱愛—— 眼睛的情慾、肉體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而不是對主的愛；參見創世記13:7-13；約翰壹書2:15）。
富勒所闡述的第三個倒退特徵和當前美國政治上的問題、爭論和示威活動相關。一些基督徒提倡基督教國教主義，他們有些屬於政治上偏右的福音派，有些屬於政治上偏左的新銳派。他們認為，要解決社會弊病，必須施行基於基督教信仰的方案來制止我們國家世俗化的進程。有鑑於此，倒退者的第三個特徵值得我們思考。
誠然，在我們國家當前所面臨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危機中，我們大多數人對於須要採取什麽行動抱有強烈的信念和意見；這就是為什麼富勒所描述的倒退者的第三個特徵（儘管寫於兩個世紀以前） 應使我們有所警惕。我把它摘錄如下（並在一些地方附上註釋和聖經章節）：
我注意到有另一種背離神的形式，就是對政治爭論產生熱切和濃厚的興趣。當代許多人已經成了它的犧牲品。近來，世界的狀況引起了所有階層人士的關注，並成為他們的話題。每當一個政黨在競選中取得成功之後，人們的思想便根據他們的看法和所屬的政黨受到不同影響；有些人充滿恐懼和沮喪，因害怕他們政黨的利益會被破壞； 其他人則抱有最樂觀的希望，彷彿世界即將被解放，戰爭即將被廢除，所有階層的人即將變得幸福快樂。 這是其中一種偶爾出現在這個動蕩世界的誘惑強風，天國的子民必須對它加以防範（腓3:20）。
革命份子的目標十分投合人類的願望，並且他們的藉口非常合理——他們宣稱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大眾利益，絕無半點私心——以致許多宗教人士一度忘記了自己的原則。 在凝望著壯麗的景象的同時，這些宗教人士並沒有想到，無論惡人用什麼名字，都會邪惡地行事 （羅3:10-18）。然而，通過觀察事情的進展，他們當中有些人發覺，寄望藉著福音以外的任何其他方法去改善人類的狀況是虛幻的，因此他們將注意力轉向更美好的事。
但是有些人卻泥足深陷。 他們全心全意地從事政治爭論。 這已成為他們的糧食；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對（真正的）宗教信仰變得漠不關心也就不足為奇了； 因為這兩者（政治爭論與宗教信仰）不能相互融合。 政治爭論不僅違背新約的整個要旨，而且在本質上傾向於吞噬真正的宗教信仰。 如果任何世俗的事（就算它本身是合法的）過分吸引我們的注意力，那麽它將成為一個羅網；那些不屬於我們當下職責範圍內的事更是如此（雅4:4）。如果我們在處理這些事時忽略了本身的職責，並超越了神話語的界限，那麼我們就要當心：在這些界限之外是一個可怕的陷阱，很多人已經在那裡迷失了。
在基督教的早期，有許多人鄙視政府（註：正如富勒指出，臭名昭著的尼祿是彼得寫這封書信時的凱撒），「毀謗在尊位的也不知懼怕」；但他們是好人嗎？一點也不。（彼後2:10）然而，他們宣稱信奉基督教；因為他們被形容為「因認識主 — 救主耶穌基督，得以脫離世上的污穢」（彼後2:20）；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已獲得了基督教師傅的身份。但彼得後書怎麼描述他們呢？「假師傅，私自引進陷害人的異端，連買他們的主他們也不承認，自取速速的滅亡。將有許多人隨從他們邪淫的行為，便叫真道因他們的緣故被毀謗。」（彼後2:1-2）。仿效這些人的榜樣絕非光明的事。
當一個人的思想和感情充滿這些東西時，經文就變成一種死的儀文，而政客的講話和著作則成為活潑的道理：他不會與人有屬靈上的交談，或者當其他人提起屬靈的事時，他會覺得這話題平淡無趣；在休閒的時間，無論是坐在屋子裡還是在路上行走，他不是在談論和默想有關神的事，而是被無益的東西所吸引。這些東西是使許多人的信心和良心觸礁的岩石（提前1:19）。
無論一個國家在特殊情況下的責任是什麼，新約聖經嚴肅地反覆教誨每個人，尤其是基督徒，應該作服從、和平、和忠誠的國民，並且嚴厲譴責相反的行為（羅13:1-7；多3:1-2；彼前2:13-17）。它不僅要我們遵守法律的指示（就算最無原則的人也很容易做到這點），而且還要我們尊重執行這些法律的人，並為他們向神代求（提前2:1-2）。這些吩咐特別針對居住在羅馬的人（羅13:1-7），因為他們的處境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誘惑去結黨和參與謀反，而這些事在羅馬這個動蕩的城市幾乎不斷運作。
危險並非只屬一方面的。我們可能因忠於政府的措施而犯罪，也可能因反對政府的措施而犯罪。如果我們被執政黨招募為政黨的一分子，我們將要維護或掩飾（註：意思是使到嚴重的罪行變得沒有那麼嚴重）所有他們做過的事，而這可能與基督教信仰背道而馳。雖然保羅吩咐要服從現任政府，但他從未支持過羅馬的野心；當他向一名省長講話時，他不忘和他講論公義、節制、和將來的審判（徒24:25）。毫無疑問，我們有責任考慮到，如果我們知道事件的所有情況，那麼許多對我們來說似乎是邪惡之事，實情可能並非如此，因此要避免太快作出譴責；但是，另一方面，我們應當慎防稱讚別人所做的每一件事，以免萬一它是邪惡的，我們就會與他們的罪惡有分，並促成他們的重覆犯錯。
有些人懷著革命的熱情，想像自己可以在聖經預言中發現當代的所有奇妙事件，並且對主要發起人的罪行幾乎視而不見，而另一些人則因相反的偏見而無視主的工作和祂的手在運作。無論對於手段和工具有什麼說法，我們若非異常地感覺遲鈍，就不會看不到，在傾覆教皇權力一事上有神的手在其中（羅13:1）；如果我們因為受到政治的誘導而與世俗的人一起哀哭，而不是與天國的子民一起讚美神，我們不就是屬乎血氣嗎 （啟18:3-4）？不須要維護或掩飾人的措施（或為它們辯解），它們可能是極端邪惡的；但是我們也不應該忽略神的手 （羅13:2；但2:36-38）。
重點是，無論由哪個政黨執政，基督徒都應該順服政府；因為這是對的，並且會比其他任何事情更能促進基督的國度。神沒有叫我們在宗教事情上放棄我們的良心（徒5:29），或者贊成民事上的錯誤；但是我們也沒有自由作出尖酸刻薄或惡毒的言論（弗4:29）。與無政府狀態的邪惡相比，世界上最糟糕的政府為社會帶來的好處是巨大的 （羅13:4；彼前2:14；士17:6；21:25）根據這個原則，即使在尼祿統治期間，使徒吩咐要服從掌權者這個命令是合理的。
基督徒是在萬王之王的統治下：他們的目標應該是征服各階層的人，叫他們服從福音。但是要做到這一點，他們必須避免所有阻礙他們主要任務（註：即是為福音作見證）的糾纏和紛爭。如果一個智者希望全國人民支持任何一個偉大而有價值的目標，他不會介入他們的微小分歧，也不會捲入他們的政黨紛爭；而是對所有人都懷著善意，追求大眾的利益；這樣，他得到所有人的尊重，並且所有人都準備聆聽他的建議。這應該是基督徒的智慧。我們已有足夠的敵人，無必要增加更多的敵人。
如果一個基督徒有必要支持一個政黨，那麼毫無疑問，他應該支持在他看來最好的那個；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他也不要熱切地參與他們的爭論。就讓渴望得到升任的世俗人在一場有爭議的選舉中忙碌工作——他們已得到他們的報酬——但對於基督徒，如果他們被要求參與公開爭論，就請他們放下義務，從那動蕩的場面中退出來（提前2:2）。
深入參與國家政黨紛爭的宗教人士，不論是站在那一方的，都會被對方指控為對國家不忠；這並非總是沒有原因的。五十年前的在野黨（反對黨）現今卻成為執政黨。當時，不忠的指控是針對他們的；但現時他們被稱為愛國者。有可能現在許多看來對政府行政非常不滿的人士，其實他們自己並非受到最大影響，他們只不過站在反對黨的一方想要恢復其權威。但是，如果我們秉承福音的精神，儘管我們可能有偏愛的人選和措施，我們應對所有人懷著善意，無論那些人執政，都應敬畏他們。無論我們對人有什麼私人看法，我們都應尊重和尊敬統治者。（彼前2:17）。那種僅當某一個政黨執政才有的忠誠，大大地偏離了聖經所吩咐的忠誠。
通過和所有這樣的政黨保持距離，並且對政府友善和守秩序（無論執政者是誰），基督徒將養成與他們的認信相稱的品格，受到所有人的尊重，並擁有更大的行善機會；相比之下，通過相反的行為，他們使社區的一部分成為他們的敵人，並且我擔心，另一部分雖成為他們的朋友卻得不到屬靈上的益處。 （摘錄完）
誠然，基督徒與政府的關係極具爭議，尤其是當我們看到我們國家的憲法基礎受到激進的聯邦政客和法官的損害時。對於今天的基督徒來說，他們與政府的關係是個令人困惑的問題，而對於在使徒時代面對羅馬政府迫害的信徒來說，也是如此。這就是使徒保羅和彼得在他們的書信中關注這個問題的原因。
美國憲法所授予的權利適用於每一個公民，無論他是否有宗教信仰。因此，基督徒參與政治對話或過程的任何行為都應當以富勒所呼籲的屬靈和聖經合理性為特徵，而不是以仇恨為特徵。這樣，真信徒才有希望不會陷入那些在背後的政治交易中。
因此，當政治爭議甚至危機在我們眼前升溫時，當我們觀看網絡/有線電視新聞廣播或節目時，當我們觀察到我們的舒適區退化為戰鬥區時，我們需要檢查我們的動機。我們是否因為感到我們個人的安穩和興旺受到侵襲而參與政治過程？還是出於無私的原因而參與其中？
當基督徒接觸一個世俗化的社會時，他們必須知道，儘管他們的信仰能界定道德標準，並且在某些情況下能感動人按照同樣的方式生活，但任何榜樣或勸勉本身都不能改變人的心。只有福音才有能力做到這一點（羅馬書1:16）。沒有重生就不可能有歸正。
真正的社會改變只有當人民相信福音並獲得由聖靈所賜予的新生命時才能實現（約3:5-8）。神在人們中間作王之前，祂必須在每個人裡面作王—— 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見神的國。神的國是藉著信心從上降下的，它不能從下而上由人共同建立。
因此，基督教國教主義者希望藉著奪回世俗文化的「七座山」（即宗教、政府、商業、媒體、藝術、教育、和家庭）來建立神的國是徒然的，這樣做只能給社會帶來表面上的改變。也許美國會有一段時間在外表上有所改觀，但如果它的國民還沒有重生（太19:2 8），他們的內心將如過往一樣。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可以肯定，正如彼得後書2:22中的俗語所說，「狗所吐的，牠轉過來又吃；豬洗淨了，又回到泥裡去滾。」這就是為什麼耶穌告訴尼哥底母——他外表看來是個好人——你必須從重生。
道德律並不能控制以色列人的行為，也無法使這個古代民族避免靈性和道德的衰落（參閱先知書）。因此，如果律法不能有效地阻止神所揀選的民族在靈性上和道德上的崩潰（參閱耶利米書31:33；以西結書36:22-28），那麼我們怎能期望類似的律法主義/道德主義方法會真的影響我們的文化呢？基督教國教主義者想要從世俗文化中重奪的「七座山」之一是藝術，但我們應該清楚知道藝術不能改變人心。像法利賽人一樣，我們在外表上可以像是「粉飾的墳墓，外面好看，裡面卻裝滿了死人的骨頭和一切的污穢」（太23:27）。
因此，在現今的爭議中，我們應該記住耶穌如何回應羅馬總督比拉多的問題：「你是猶太人的王嗎？」耶穌回答：「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僕必要爭戰，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屬這世界。」（約18:36）
同時，我們基督徒須要記住，我們像亞伯拉罕一樣都是天路客，應該「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經營、所建造的。」（來11:10）在我們踏入新耶路撒冷或將要來的彌賽亞國度之前，我們應該繼續按照耶穌的教導禱告：「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 」（太6:9-11）。
譯自 “Politicizing Faith”
http://herescope.blogspot.com/2010/04/politicizing-faith.html
英國浸信會牧師安德魯·富勒（Andrew Fuller 1754-1815）被司布真譽為十八世紀最偉大的神學家。在富勒所著的《倒退者》（The Backslider）一書中，其中一章的標題是「關於倒退者的普遍特質和不同形式的倒退」；富勒在這章中寫道：「所有背離神的倒退者都是源於他們的心與神背道而馳。」三個普遍特徵顯示一個基督徒的心背離神；第一個是「放棄福音派教義」，而第二個是「陷入一些嚴重的不道德行為中」（正如當羅得所作出的自私決定是基於對世界的熱愛—— 眼睛的情慾、肉體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而不是對主的愛；參見創世記13:7-13；約翰壹書2:15）。
富勒所闡述的第三個倒退特徵和當前美國政治上的問題、爭論和示威活動相關。一些基督徒提倡基督教國教主義，他們有些屬於政治上偏右的福音派，有些屬於政治上偏左的新銳派。他們認為，要解決社會弊病，必須施行基於基督教信仰的方案來制止我們國家世俗化的進程。有鑑於此，倒退者的第三個特徵值得我們思考。
誠然，在我們國家當前所面臨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危機中，我們大多數人對於須要採取什麽行動抱有強烈的信念和意見；這就是為什麼富勒所描述的倒退者的第三個特徵（儘管寫於兩個世紀以前） 應使我們有所警惕。我把它摘錄如下（並在一些地方附上註釋和聖經章節）：
我注意到有另一種背離神的形式，就是對政治爭論產生熱切和濃厚的興趣。當代許多人已經成了它的犧牲品。近來，世界的狀況引起了所有階層人士的關注，並成為他們的話題。每當一個政黨在競選中取得成功之後，人們的思想便根據他們的看法和所屬的政黨受到不同影響；有些人充滿恐懼和沮喪，因害怕他們政黨的利益會被破壞； 其他人則抱有最樂觀的希望，彷彿世界即將被解放，戰爭即將被廢除，所有階層的人即將變得幸福快樂。 這是其中一種偶爾出現在這個動蕩世界的誘惑強風，天國的子民必須對它加以防範（腓3:20）。
革命份子的目標十分投合人類的願望，並且他們的藉口非常合理——他們宣稱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大眾利益，絕無半點私心——以致許多宗教人士一度忘記了自己的原則。 在凝望著壯麗的景象的同時，這些宗教人士並沒有想到，無論惡人用什麼名字，都會邪惡地行事 （羅3:10-18）。然而，通過觀察事情的進展，他們當中有些人發覺，寄望藉著福音以外的任何其他方法去改善人類的狀況是虛幻的，因此他們將注意力轉向更美好的事。
但是有些人卻泥足深陷。 他們全心全意地從事政治爭論。 這已成為他們的糧食；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對（真正的）宗教信仰變得漠不關心也就不足為奇了； 因為這兩者（政治爭論與宗教信仰）不能相互融合。 政治爭論不僅違背新約的整個要旨，而且在本質上傾向於吞噬真正的宗教信仰。 如果任何世俗的事（就算它本身是合法的）過分吸引我們的注意力，那麽它將成為一個羅網；那些不屬於我們當下職責範圍內的事更是如此（雅4:4）。如果我們在處理這些事時忽略了本身的職責，並超越了神話語的界限，那麼我們就要當心：在這些界限之外是一個可怕的陷阱，很多人已經在那裡迷失了。
在基督教的早期，有許多人鄙視政府（註：正如富勒指出，臭名昭著的尼祿是彼得寫這封書信時的凱撒），「毀謗在尊位的也不知懼怕」；但他們是好人嗎？一點也不。（彼後2:10）然而，他們宣稱信奉基督教；因為他們被形容為「因認識主 — 救主耶穌基督，得以脫離世上的污穢」（彼後2:20）；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已獲得了基督教師傅的身份。但彼得後書怎麼描述他們呢？「假師傅，私自引進陷害人的異端，連買他們的主他們也不承認，自取速速的滅亡。將有許多人隨從他們邪淫的行為，便叫真道因他們的緣故被毀謗。」（彼後2:1-2）。仿效這些人的榜樣絕非光明的事。
當一個人的思想和感情充滿這些東西時，經文就變成一種死的儀文，而政客的講話和著作則成為活潑的道理：他不會與人有屬靈上的交談，或者當其他人提起屬靈的事時，他會覺得這話題平淡無趣；在休閒的時間，無論是坐在屋子裡還是在路上行走，他不是在談論和默想有關神的事，而是被無益的東西所吸引。這些東西是使許多人的信心和良心觸礁的岩石（提前1:19）。
無論一個國家在特殊情況下的責任是什麼，新約聖經嚴肅地反覆教誨每個人，尤其是基督徒，應該作服從、和平、和忠誠的國民，並且嚴厲譴責相反的行為（羅13:1-7；多3:1-2；彼前2:13-17）。它不僅要我們遵守法律的指示（就算最無原則的人也很容易做到這點），而且還要我們尊重執行這些法律的人，並為他們向神代求（提前2:1-2）。這些吩咐特別針對居住在羅馬的人（羅13:1-7），因為他們的處境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誘惑去結黨和參與謀反，而這些事在羅馬這個動蕩的城市幾乎不斷運作。
危險並非只屬一方面的。我們可能因忠於政府的措施而犯罪，也可能因反對政府的措施而犯罪。如果我們被執政黨招募為政黨的一分子，我們將要維護或掩飾（註：意思是使到嚴重的罪行變得沒有那麼嚴重）所有他們做過的事，而這可能與基督教信仰背道而馳。雖然保羅吩咐要服從現任政府，但他從未支持過羅馬的野心；當他向一名省長講話時，他不忘和他講論公義、節制、和將來的審判（徒24:25）。毫無疑問，我們有責任考慮到，如果我們知道事件的所有情況，那麼許多對我們來說似乎是邪惡之事，實情可能並非如此，因此要避免太快作出譴責；但是，另一方面，我們應當慎防稱讚別人所做的每一件事，以免萬一它是邪惡的，我們就會與他們的罪惡有分，並促成他們的重覆犯錯。
有些人懷著革命的熱情，想像自己可以在聖經預言中發現當代的所有奇妙事件，並且對主要發起人的罪行幾乎視而不見，而另一些人則因相反的偏見而無視主的工作和祂的手在運作。無論對於手段和工具有什麼說法，我們若非異常地感覺遲鈍，就不會看不到，在傾覆教皇權力一事上有神的手在其中（羅13:1）；如果我們因為受到政治的誘導而與世俗的人一起哀哭，而不是與天國的子民一起讚美神，我們不就是屬乎血氣嗎 （啟18:3-4）？不須要維護或掩飾人的措施（或為它們辯解），它們可能是極端邪惡的；但是我們也不應該忽略神的手 （羅13:2；但2:36-38）。
重點是，無論由哪個政黨執政，基督徒都應該順服政府；因為這是對的，並且會比其他任何事情更能促進基督的國度。神沒有叫我們在宗教事情上放棄我們的良心（徒5:29），或者贊成民事上的錯誤；但是我們也沒有自由作出尖酸刻薄或惡毒的言論（弗4:29）。與無政府狀態的邪惡相比，世界上最糟糕的政府為社會帶來的好處是巨大的 （羅13:4；彼前2:14；士17:6；21:25）根據這個原則，即使在尼祿統治期間，使徒吩咐要服從掌權者這個命令是合理的。
基督徒是在萬王之王的統治下：他們的目標應該是征服各階層的人，叫他們服從福音。但是要做到這一點，他們必須避免所有阻礙他們主要任務（註：即是為福音作見證）的糾纏和紛爭。如果一個智者希望全國人民支持任何一個偉大而有價值的目標，他不會介入他們的微小分歧，也不會捲入他們的政黨紛爭；而是對所有人都懷著善意，追求大眾的利益；這樣，他得到所有人的尊重，並且所有人都準備聆聽他的建議。這應該是基督徒的智慧。我們已有足夠的敵人，無必要增加更多的敵人。
如果一個基督徒有必要支持一個政黨，那麼毫無疑問，他應該支持在他看來最好的那個；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他也不要熱切地參與他們的爭論。就讓渴望得到升任的世俗人在一場有爭議的選舉中忙碌工作——他們已得到他們的報酬——但對於基督徒，如果他們被要求參與公開爭論，就請他們放下義務，從那動蕩的場面中退出來（提前2:2）。
深入參與國家政黨紛爭的宗教人士，不論是站在那一方的，都會被對方指控為對國家不忠；這並非總是沒有原因的。五十年前的在野黨（反對黨）現今卻成為執政黨。當時，不忠的指控是針對他們的；但現時他們被稱為愛國者。有可能現在許多看來對政府行政非常不滿的人士，其實他們自己並非受到最大影響，他們只不過站在反對黨的一方想要恢復其權威。但是，如果我們秉承福音的精神，儘管我們可能有偏愛的人選和措施，我們應對所有人懷著善意，無論那些人執政，都應敬畏他們。無論我們對人有什麼私人看法，我們都應尊重和尊敬統治者。（彼前2:17）。那種僅當某一個政黨執政才有的忠誠，大大地偏離了聖經所吩咐的忠誠。
通過和所有這樣的政黨保持距離，並且對政府友善和守秩序（無論執政者是誰），基督徒將養成與他們的認信相稱的品格，受到所有人的尊重，並擁有更大的行善機會；相比之下，通過相反的行為，他們使社區的一部分成為他們的敵人，並且我擔心，另一部分雖成為他們的朋友卻得不到屬靈上的益處。 （摘錄完）
誠然，基督徒與政府的關係極具爭議，尤其是當我們看到我們國家的憲法基礎受到激進的聯邦政客和法官的損害時。對於今天的基督徒來說，他們與政府的關係是個令人困惑的問題，而對於在使徒時代面對羅馬政府迫害的信徒來說，也是如此。這就是使徒保羅和彼得在他們的書信中關注這個問題的原因。
美國憲法所授予的權利適用於每一個公民，無論他是否有宗教信仰。因此，基督徒參與政治對話或過程的任何行為都應當以富勒所呼籲的屬靈和聖經合理性為特徵，而不是以仇恨為特徵。這樣，真信徒才有希望不會陷入那些在背後的政治交易中。
因此，當政治爭議甚至危機在我們眼前升溫時，當我們觀看網絡/有線電視新聞廣播或節目時，當我們觀察到我們的舒適區退化為戰鬥區時，我們需要檢查我們的動機。我們是否因為感到我們個人的安穩和興旺受到侵襲而參與政治過程？還是出於無私的原因而參與其中？
當基督徒接觸一個世俗化的社會時，他們必須知道，儘管他們的信仰能界定道德標準，並且在某些情況下能感動人按照同樣的方式生活，但任何榜樣或勸勉本身都不能改變人的心。只有福音才有能力做到這一點（羅馬書1:16）。沒有重生就不可能有歸正。
真正的社會改變只有當人民相信福音並獲得由聖靈所賜予的新生命時才能實現（約3:5-8）。神在人們中間作王之前，祂必須在每個人裡面作王—— 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見神的國。神的國是藉著信心從上降下的，它不能從下而上由人共同建立。
因此，基督教國教主義者希望藉著奪回世俗文化的「七座山」（即宗教、政府、商業、媒體、藝術、教育、和家庭）來建立神的國是徒然的，這樣做只能給社會帶來表面上的改變。也許美國會有一段時間在外表上有所改觀，但如果它的國民還沒有重生（太19:2 8），他們的內心將如過往一樣。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可以肯定，正如彼得後書2:22中的俗語所說，「狗所吐的，牠轉過來又吃；豬洗淨了，又回到泥裡去滾。」這就是為什麼耶穌告訴尼哥底母——他外表看來是個好人——你必須從重生。
道德律並不能控制以色列人的行為，也無法使這個古代民族避免靈性和道德的衰落（參閱先知書）。因此，如果律法不能有效地阻止神所揀選的民族在靈性上和道德上的崩潰（參閱耶利米書31:33；以西結書36:22-28），那麼我們怎能期望類似的律法主義/道德主義方法會真的影響我們的文化呢？基督教國教主義者想要從世俗文化中重奪的「七座山」之一是藝術，但我們應該清楚知道藝術不能改變人心。像法利賽人一樣，我們在外表上可以像是「粉飾的墳墓，外面好看，裡面卻裝滿了死人的骨頭和一切的污穢」（太23:27）。
因此，在現今的爭議中，我們應該記住耶穌如何回應羅馬總督比拉多的問題：「你是猶太人的王嗎？」耶穌回答：「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僕必要爭戰，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屬這世界。」（約18:36）
同時，我們基督徒須要記住，我們像亞伯拉罕一樣都是天路客，應該「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經營、所建造的。」（來11:10）在我們踏入新耶路撒冷或將要來的彌賽亞國度之前，我們應該繼續按照耶穌的教導禱告：「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 」（太6: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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