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馬田
鍾越娜譯
前面已論過聖經有關基督徒順服主人,雇主,政府,及其他掌權者的原則,接下去我們要思考如何實際運用這些原則。我們必須記住,教會的職責不在解决政治、社會、經濟一類的問題。但是有些人反對這種看法,他們說,「舊約的先知呢?他們不是常常要應付一些實際的問題和情况嗎?」答案很簡單。當時以色列整個國家即是一個教會,政教是合一的,國家和教會不分。所以先知對國家提出諍言、建議時,他實際上是在對神的百姓、對信徒說話。教會的職責是對付教會裏面的光景,既然古代教會與國家不分,教會就有責任面對政治和其它的事務。但是一旦我們來到新約時代,就會發現情形已全然改觀。現今教會已與世界分開。她仍然與國家維持某種關係,但再也不是政教合一的局面了。我們必須認識這中間的區別,這是非常重要的。新約與舊約之間並沒有衝突。兩者的焦點都是集中在教會,神的子民,和他們與神之間的關係上。
因此我們得到一個結論,教會最主要的工作在傳福音,領人認識神,然後教導已經相信的人如何作神的子民,在他的引導下生活。教會的存在不是爲了改革世界,因爲這個世界根本無法被改革。教會的職責是傳福音,將神救恩的福音傳講給那些被罪弄瞎了心眼、被魔鬼所束縛、轄制的人聽。一旦教會開始關心政治、經濟的瑣碎事務,她就偏離了傳福音的首要責任。
舉教會與共産主義這個明顯的事爲例。我個人認爲,教會沒有必要對共産主義痛加撻伐。現今有些教會花許多精力在譴責共産主義上。這是不對的,因爲教會最重要的工作是向共産黨徒傳福音,打開他們的眼睛,讓他們回轉過來相信神。不論一個人的政治立場如何,他持的是共産主義也好,資本主義也好,我們都應該視他們爲罪人,都是同樣的罪人。他們都是失喪的人,都被定了罪,他們都需要救恩,需要重生。所以教會對這個世界的觀點與非基督徒的世界觀全然不同。如果教會花許多時間來譴責共産主義,她或多或少關閉了向共産黨徒傳福音的門。他們會說,「你們基督教根本就是反共産主義,支持資本主義的,我何必聽你們的信息?」你就失去了傳福音給他們的機會。教會的目的不是直接對付政治或其它立場,她的工作是傳福音給所有人,不論他們是何種人,最終領他們認識神。所以她必須有節制,避免牽涉太多,免得她的福音工作受到攔阻,以致關閉了傳道的門。這是我們從聖經教訓中得到的一個結論。我們就該效法使徒這裏所作的,效法主自己的榜樣,遵行聖經(包括新約和舊約)的教導。
但是,我們從這一切,能得到什麽更詳細的原則呢?
第一個原則是,基督徒的信仰並不會廢除掉我們與現存社會,政治,經濟狀况的關係。我必須指明這一點,因爲有些早代基督徒在這一點上觀念錯誤,現今也是一樣。有些人像初期信徒那樣仍然相信,人一旦成了基督徒他就不必對尚未信的妻子盡婚姻的義務。因此保羅不得不寫下哥林多前書第七章。不論男女都有這類的事例發生。例如有些男人這樣辯稱:「我們結婚時都是異教徒,尚未信主,既然我現在作了基督徒,我的觀點自然不同了。我的妻子還不是基督徒,所以我不必受這項婚姻的約束,因爲它只會妨礙我的靈命。」有的婦女也一樣。信主的一方想要離棄未信主的一方。但保羅寫信告訴他們,不可如此行。甚至有些作兒女的也仿效這種態度。他們信了主,但是父母還不信,他們就說,「當然啦,現在我的父母不能管我了。他們不明白道,仍是異教徒,所以我不必順服他們和他們的管教了。」然而保羅有不同的教導。在主人與僕人的關係上也是一樣,我們在帖撒羅尼迦後書第三章裏甚至讀到,有些基督徒因信了主而不再去工作了。他們辯稱,如今他們是在新的領域裏,他們的餘生就打算用來等候主的再臨。因此他們拋棄日常工作,只是坐在那裏,舉目望天,等待主的顯現。使徒必須坦白地告訴他們,「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飯。」他們那樣作,完全是誤解了基督徒信仰的本質。
在主僕關係上,有人會從「我們在主眼中都是平等的」這個事實,來狡辯說,「使徒豈不是說過,〖並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爲奴的,或男或女;因爲你們在基督裏都成爲一了〗?如今我們都平等了。不再有男女之間的區分了,所以女人也可以當牧師,作傳道人,僕人也不用再順服主人了。我們成爲基督徒的這個事實,已經廢棄了這一切的關係。」這實在是完全誤解了保羅的意思。保羅教導的是,從得救的可能性來看,人是沒有分別的。但人的得救並不能使他從此不受社會秩序的約束,也並不因此消弭了男人與女人,或其它關係中,人與生俱來的差異。
基督教會的歷史顯示,人們總是不斷陷入這種錯誤的事。例如十六世紀興起的異端重洗派(Anabaptists)即聲稱,基督徒不應該與政府有任何關係。他們企圖割斷與外界的關係,從世界每一方面退出來。現今仍有些人是這樣,有的甚至認爲基督徒不應該納稅,也不可參與政治活動。他們從不在選舉中投票。這一切都是起因於未看清楚第一個原則--我們成爲基督徒之後,並不因此就放棄了我們與國家,以及社會、政治、經濟狀况之間的關係。
使徒此處甚至更進一步說,我們成爲基督徒,並不會使奴隸制度自動停止。他沒有告訴爲奴的人他們成了基督徒之後就可以廢止從前的關係。事實上他所說的正好相反。奴僕應該繼續作奴僕,但是要用他這裏所教的觀點和態度去服事主人。他在腓利門書中也教導同樣的事。但是最清楚的聲明莫過於哥林多前書第七章第二十至二十四節的那段話:「各人蒙召的時候是什麽身份,仍要守住這身份。你是作奴僕蒙召的嗎?不要因此憂慮。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爲作奴僕蒙召於主的,就是主所釋放的人;作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僕。你們是重價買來的,不要作人的奴僕。弟兄們,你們各人蒙召的時候是什麽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這身份。」這是整件事的經典聲明。「你是作奴僕蒙召的嗎?不要因此憂慮。」不要讓這件事成爲你生活中最主要的事,不要爲此擔心;不要讓它奪去你一切的注意力,或佔據了你整個心思。「不要因此憂慮。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我們成爲基督徒,這個事實並不會廢止我們與社會、政治、經濟狀况的關係。
第二個原則初看之下非常令人驚訝。我們的信仰不僅未改變我們與這些情形的關係,並且也未直接譴責如奴隸制度這一類的事,視其爲一種罪行。這種說法對許多人是一個絆腳石,特別是在十九世紀的時候。但是我們的責任在解釋聖經。有人聲稱,奴隸制度很明顯是錯誤的,是有罪的,所以基督教會應該予以譴責。他們認爲現今許多其它事情,如戰爭,也是一樣的情形。他們說,「這是有目共睹的,每個人都看出這是不對的,即使非基督徒也看得出來。任何一個有公平、公義觀念的人,任何對人性尊嚴有認識的人,必然會立刻看出奴隸制度的不當。」然而事實上聖經並未直接譴責這事。如果聖經企圖這樣作,保羅也一定會起而效之,但他並未這樣作。在寫給腓利門的書信中他沒有這樣作,其它書信中也沒有。我們的主在世上時也未如此行。
一般人或許無法瞭解這事實;今天許多批評基督教的理性主義和人文主義者也認爲他們在這一點上找不到答案。其實要回答他們很簡單--他們從未看清我們前面提出的兩個原則。他們不明白人與神的關係才是最基本的。一旦人看清這一點,其它一切事,包括奴隸制度,對他而言都另是一番光景了。雖然他仍然是奴僕,但他對這事的觀點已經改變了;如今他是「主所釋放的人」。由於這些人文主義者對於超自然的事、屬靈的事都瞎了眼,他們除了這世界,除了今生,其它什麽也看不見,因此他們的整個想法都是損壞、沒有功效的。今天許多自稱基督徒的人加入非基督徒理性主義者的行列,這實在可悲!兩者的思想形式應該是大相徑庭的。我們注意到,教會並未直接指責奴隸制度,定它的罪,毫無疑問的,這也是奴隸制度能存在好幾個世紀的原因。
第三個原則,我們知道雖然基督教會未指責奴隸制度,但也從未贊成它,或支持它。許多人對此産生誤解。有些基督徒認爲,聖經不過是企圖與「現狀」妥協。我很驚訝有些人盲目到一個地步,竟然陷入羅馬天主教的陷阱裏。羅馬天主教極力反對共産主義,他們邀請基督教會一起加入反對的陣營。那些接受邀請的人顯然未看清楚,天主教主要關心的是維護她自己的極權。這件事本身是一個極權在反對另一個極權,在維護某種「現狀」。基督教會卻非如此。她並未譴責奴隸制度,但也未寬恕或接受奴隸制度。那麽她的態度是什麽呢?我已經解釋過了:基督徒信仰中最關心的是一個基督徒奴僕如何對待他的主人,一個基督徒主人如何對待他的奴僕。我們的信仰並未直接對付有關奴隸制度本身的問題。
今日的麻煩是,教會花許多時間直接對付這些事。他們講道時談到它,又發表聲明,向政府抗議,參加游行。這些都是直接的行動。聖經從未這樣作;其所關心的是這個問題所涉及雙方面的基督徒如何反應,採取何種行動。
這個教訓非常重要,我不得不用另一種方法來說。基督徒信仰所關心的不是寬容奴隸制度的存在,也不是企圖維持現狀。今天我們聽到許多言論,呼籲我們維護西方世界的文明。這是不對的!作爲基督徒,我對西方文明缺乏興趣,我關心的是神的國度;我對鐵幕外面人的靈魂之得救,和對鐵幕裏面人靈魂之得救都是存同樣急切的心。對於那些我們想引領他們認識神的人,我們不應該採取敵對的立場。我們若花全部時間批評、論斷他們,就永遠不可能贏得他們的靈魂。所以我從不在講臺上傳講所謂的「禁酒講章」,我情願引領一個醉漢信主,我們的責任不是去指責喝酒這件事,乃是去引醉酒之人相信主耶穌基督,因爲只有這樣才能救他。可惜教會常常誤解這教訓,而涉入這些事的瑣碎部份。
換句話說,教會沒有責任起身維護任何一種系統--不論是政治,社會,或經濟方面的。正如我前面所說,基督教會雖然不譴責奴隸制度,但也不支持或寬容這制度。她的態度是超然的,在一旁觀察,並且强調原則。
第四個原則,聖經所關心的是基督徒當如何回應這些事,以及如何在這樣一個世界上生活。這是此處保羅教訓之精意。保羅論到僕人與主人的主題時,並沒有一開始就陳述他對奴隸制度的看法。他先說,「你們作僕人的,要懼怕戰兢,用誠實的心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好像聽從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事奉……。」換句話說,他惟一關切的是他們如何在那種情况下活出基督徒的樣子。他也對作主人的說,「你們作主人的待僕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嚇他們。」他沒有叫他們放棄他們的僕人,他只是說,不要威嚇他們,苦待他們,「因爲知道他們和你們,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並不偏待人。」
我們在彼得前書第二章裏可以看到同樣的教訓,「你們作僕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順服主人,」請留心下面的話,「不但順服那善良溫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順服。」他沒有叫僕人起來反抗主人。我們要注意的一點是,一個基督徒絕對不能濫用他的職權,「不可藉著自由遮蓋惡毒。」這是危險的事,基督徒有時會利用他基督徒的地位作外衣,掩飾他內心的惡毒。這種情形很普遍;許多打著基督教招牌作的事,都應該禁止,因爲它們對於教會造成了難以數計的傷害。這種情形在主人和僕人雙方面都可見到。常常是因爲作主人的忘記了他們必須向神,就是他們在天上的主人負責,於是各種問題層出不窮。
我們可以輕易細數這些問題,今天有許多人說,所謂的勞工階層已被摒棄在教會大門之外,因爲大多數教會的成員都是以中産階級爲主。許多在公司裏作老闆的,在教會裏也作頭;執事會的主席往往也是公司裏的經理級人員。所以有些人據此而反對教會。這是因爲雙方面都未明白及應用保羅這裏所提到的原則。我們的職責是將自己與自己的地位作正確的連結。
羅馬書第十三章有同樣的教導。使徒在那裏告訴基督徒,「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爲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這段話是寫給那些在尼祿大帝統治下的人民,以及一切服在別人權柄下的人。這是基督徒必須作的。他最關心的是作基督的僕人,不論他的地位,環境,他是主人或僕人,這些都無關緊要,他們都需要順服,都要在一切事上順服主。他們不會被環境和四圍的光景佔據整個心思;作爲「永恒的天路客」,作爲「客旅和寄居的,他們首要關切的是忠於主基督,爲永久的居所作打算。
接下去我要提出第五個,也是最後一個原則。有些人或許會問,「難道你不打算改進現狀嗎?你豈不是在固步自封嗎?你說你不打算維護現狀,其實你正在如此作。你說基督徒不應該太關注四周的光景,但是卻應該關心他在那些光景中的舉止是否有基督的樣式。」針對這問題,答案很明顯。改進現况並不是教會的責任,她的職責總是在奠定我前面所解釋的那些聖經原則。她不應該直接攻擊環境和景况。但是,這也不是指基督徒個人作爲國家的公民,而不必關心改革現况的事,我認爲這中間有一個分界綫。個別基督徒不應該隨己意向法律挑戰,他不能以個人的身份如此作,但這並不表示作爲一國的公民,他沒有權利參與改善所居住的環境。
實行的方法如下:基督徒的信息主要目的在製造更多基督徒。它宣講福音,使人知罪,呼召人就近耶穌的寶血,將人帶到永生之道面前,使他們藉著聖靈重生,生命被改變。他們被改變之後,再將這些重要原則教導他們。這是教會直接的職責和工作。教會這樣作的時候,就會間接産生一些結果;顯然她會影響這整個人--他的心思,意念,悟性。一旦如此,他就開始用不同的觀點看事物,並且開始把他的想法運用在日常生活上。
讓我舉二百多年前的福音大復興運動爲例說明,在那個運動之前,英國大多數的平民百姓都不識字,而且是無知的,過著犯罪、不潔的生活。即使世俗的歷史書上也如此記載。當時學校非常罕見,人們生活在無知、文盲、罪惡橫行的光景中。爲什麽到了十九世紀,情形完全改觀,甚至這種改變一直延續到今日?是因爲基督教會發起了一次盛大的社會和政治運動嗎?不!這不是理由!歷代以來總是有一些教會領袖企圖這樣作,卻效果不彰。這個改變乃是懷特腓德(George Whitefield),衛斯理(Wesley)兄弟及其他人火熱傳福音所造成的。他們的信息是什麽?他們向廣大的民衆,例如那些礦工,傳講些什麽?他們是否談及社會狀况,工資,工作時數?他們是否爲工人的疾苦抱不平,並極力抨擊資方,聳動工人起身反抗?答案可以從他們發行的雜誌裏找到。懷特腓德的信息使那些人看見他們都是罪人,身上有神的震怒,然而神卻爲他們預備了赦罪的方法。他講到他們的靈魂,卻未提及他們的身體,和他們的環境與光景。衛斯理約翰第一次在紐加塞耳(Newcastle)最貧窮地區的街道上講道時,他的經文是以賽亞書第五十三章,「他爲我們的過犯受害,爲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其它各處的情形也一樣。傳福音的人總是將人當作「人」來看待、對付。他們傳道的結果就是人們被改變,回轉相信神。他們成爲基督徒,成了重生的人。結果是什麽?他們開始使用心靈。從前他們根本不動用心思,只是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如今他們在靈裏蘇醒過來,整個人也蘇醒了。他們發現自己是有心靈的。他們渴望作的第一件事就是讀聖經。但是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根本不識字,於是他們要求學習識字;不是爲了成立政治團體或協會,乃是爲了能閱讀聖經。識字班紛紛設立。他們被蘇醒,被光照,開始瞭解有關人、人的本性、人的尊嚴之真理。他們更進一步,開始注意四周的環境和景况。他們開始問,這些景况是否合理,公平,正當?結論是否定的,於是他們著手去改善它。
這種方式才是正確的,完全符合聖經的教導。聖經的教訓並未責難奴隸制度,也未寬容這制度。它並不期待人起來改變,也不主張只是保持現狀。它首先對付人自己。然後在這些教訓的影響之下,這個有了新悟性的人自然會開始察驗他所處的環境,並設法面對它。
我們可以用下面的方式作一歸納。教會並未要求這些改變,她從未如此作過。聖經上沒有一處告訴人要廢止奴隸制度;我們卻知道最後導致此制度潰崩的確實是一群基督徒。他們作的方式正好符合聖經的教訓。聖經不直接討論此事,但人們成爲基督徒之後,他們會開始思想,從問題的兩面來看。我已舉例說明,那些工人如何開始思想。但是另一方面,看看韋伯弗斯(William Wilberforce)。他是一個極富有的人,出身在貴族之家。他爲什麽後來那樣關切奴隸問題?只有一個答案。因爲他信了主。他完全改變了,他從紈絝子弟變成一個偉大的改革家;他的心思越來越被基督佔有之後,他開始看到奴隸的問題以及奴隸制度之不當。不是因爲他在聖經裏面找到了一條相關的命令,乃是因爲他的思想和基督徒觀點使他有所領悟。另一個類似的例子是十九世紀致力改善工人狀况的伊耳(Earl),他也是出身富豪之家,後來得救信主。由於他的心靈在基督裏被更新了,他的觀點也煥然一新,開始關注到工場及礦場工人的福利。
這種例子屢見不鮮!教會的職責不在直接對付這些問題。現今有一個可悲的現象,就是教會不斷對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發表言論,企圖直接解决這些問題,但是卻未去得人的靈魂,結果問題還是存在,並且繼續惡化下去。如果教會産生更多基督徒,自然可以改變整個狀况,只是改變的方式是間接的。
我接下去要舉另一個例子說明。不久前我讀到一篇文章,是有關沈美恩(Charles Simeon)的事迹。他從一七八二年到一八三六年在英國劍橋作傳道人,對英國教會的影響極大。這篇文章吸引我的是下述的事實。沈美恩在劍橋傳道時,正值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爆發之際。在那整整二十五年之間,戰事連連,人心惶惶,但是沈美恩講道時從未有一次以戰爭爲題,一次也沒有!他因爲這個原故,受到嚴厲的批評。爲什麽他不像其他傳道人那樣以時局爲講題?當時不少傳道人這樣作,但他們的名字早被人遺忘了。那些順應時代的講員或許當時廣受歡迎,可是現今沒有人知道他們了,連他們的名字都無人知曉。他們對當時的局面毫無影響,也一點不能改變戰局,可是他們的名字卻常常出現在報紙上。這有何用?根本無濟於事!真正影響這個國家生活的是沈美恩;他用聖經的方法去作,間接地導致改變。他的方法是傳講福音,改變人心。
教會無法改變社會狀况,她也沒有責任如此作。現今教會若企圖這樣作,實際上等於用不同的方式關閉傳福音的大門。如果我出言攻擊共産主義,那些共産黨員會立刻想維護自己,他們就聽不進我所傳的福音,甚至掩耳而去。我必須避免這樣作。我不能針對任何這一類的事發動攻擊。作爲福音的使者,我關心的是人的靈魂,我的責任是領人歸主;一旦基督徒人數增加,基督徒的聲音自然就增大起來。基督徒個人可以像韋伯弗斯那樣進入國會,或者像伊耳那樣在上議院中演講,或者競選地方上的議員等等。你成了基督徒之後,仍然是國家的公民,理當盡公民的義務,享公民的權利。但是不要容許這些活動佔據你所有時間,不要讓它們成爲你生活的中心。這是不對的。我相信今日許多教會就是因爲這樣作而落到荒凉的光景。英國教會史上曾有所謂「反國教」的教會。他們基本上主張改革,所以教會裏面充斥著「政客傳道人」。我前面已提過,這一類政客傳道人的代表就是主教或大主教,他們最常出入的場所不是教會,而是議政廳。他們往往把人們的注意力從神話語的信息轉移到旁的事物上。這種傳道人當然無法引人歸主,産生基督徒。現今世代邪惡橫行,就是因爲基督徒的數目太少了。
目前我們已思想過五個聖經的原則,可以用來管理有關奴僕與主人,雇工與雇主的問題。接下去我們還必須探討聖經如何指示我們去運用這些原則。我們需要這樣的指引,感謝神,使徒都爲我們寫出來了。但是如果我們錯過了重點和中心原則,任何進一步的討論都只是浪費時間而已。我要問的一個問題是,你最關心的是什麽?是你四周的社會、政治景况,還是你與神,與永恒之間的關係?如果你被目前的景况分了心,如果你受到它們的攪擾,或者心生怨恨,起而責難任何一方,你就偏離了新約的立場。基督徒最熱切關心的是他與神,與天堂,與永恒的關係,因此他把其它事物都放在次要的地位。他可以用平常心來看待這些事,知道作爲一個基督徒,他第一個責任就是把他的信仰與生活中相關的一切連結起來。他與非基督徒毫不相同。只有當他的靈在正確的關係中時,他才會開始考慮作爲一個公民他是否應該改變或改進四周的景况。然而我們最終、最主要關心的是,「我的主在天上。」不論我是僕人或主人,是受雇於人的或雇主,我都要順服我在天上的主,爲榮耀他而活。
轉自:《鍾馬田:婚姻、家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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